竹内亮（右二）在黎黄陂路街头工作。长江日报记者许魏巍 摄

　　2020年即将过去，这一年，武汉成为全世界纪录片创作者的聚焦之处。在难以计数的作品里，日本导演竹内亮的《好久不见，武汉》脱颖而出成为“爆款”，并被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点赞。

　　7年前，竹内亮携妻儿从日本移居南京，以独特的形式创作“非典型纪录片”。5年里他几乎走遍了中国，坚持每周一更，拍摄住在中国的日本人以及住在日本的中国人，记录下一个活着的中国、百种不设限的人生。

　　时隔半年，他再次将镜头对准重振中的武汉和武汉人，新作即将与观众见面。

　　半个多月前，日本导演竹内亮再次来到武汉，在街头随机采访50多位武汉人，聊大家在2020年的得失。不久前，这条短片在海外播出，观众“深刻感到中国人的坚强”，感叹“这个城市其实已经恢复正常了，真让人吃惊”。预计这条短片将于25日在国内播出。

　　继6月执导《好久不见，武汉》成为“爆款”后，这次竹内亮再次将镜头对准武汉。他表示，“武汉，我会一直拍下去，把真实的武汉传递给世界”。

　　一个日本导演，为何要长居南京、记录中国？看起来似乎不经意、很随意的纪录片，为何能感动万千网友？长江日报记者近日专访了竹内亮，寻找他“住在这里的理由”。

　　■ “非典型日本人”在中国创业

　　11月底，在武汉街头采访时，竹内亮常听人说：“我认识你，拍武汉的那个日本导演。”一番交流后，不少人又会说：“你不像日本人啊。”

　　1978年10月23日，竹内亮出生于日本千叶县。同一天，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生效。冥冥中的缘分，在20多年后有了回响。2002年，他第一次来到中国，拍摄纪录片《麻将的起源》。2006年，他与留学日本的南京姑娘赵萍结婚，更多了一份与中国的缘分。2010年，竹内亮执导纪录片《长江天地大纪行》在中国拍摄，从长江源头一路拍到上海。路上常有人问：“高仓健还好吗？山口百惠还好吗？”这让他很惊讶，山口百惠早在1980年隐退，可中国观众还在记挂她，对日本的焦点仍停留在她身上。

　　竹内亮想搬来中国，把当下的日本介绍给中国，也把当下的中国介绍给日本。他在日本有房子车子，有妻子孩子，有稳定工作，并且拿到了日本电视纪录片的最高奖。这个念头不仅旁人不理解，就连妻子赵萍都觉得诧异。竹内亮反复游说了两年，一家人终于在2013年举家移居南京，创办和之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。

　　来到中国，一切从头开始。竹内亮此前几乎不会中文，婚礼上都有翻译在旁。他泡在中国电视剧里学，《虎妈猫爸》之类的家庭剧看了不少。如今，每天至少刷10次微博，“打工人”之类的网络热词脱口而出，唯一能难倒他的只有成语。夫妻俩斗嘴时，甚至会出现中国妻子说日语、日本丈夫飙中文的奇妙场面。

　　创业是艰难的。刚到中国时，他们能拍的仍是与日本电视台合作的项目。小半年时间里，所谓的摄制组就是夫妻二人，赵萍当公司老板、制片人、配音，竹内亮是导演、剪辑。等有能力招聘员工时，“几乎不挑，人家愿意来就不错了。”2015年11月，系列纪录片《我住在这里的理由》上线，以住在中国的日本人、以及住在日本的中国人为主角。这一系列至今拍摄230多集，仅在哔哩哔哩网站的播放量就超过5000万次。但直到去年，公司才开始盈利，竹内亮骄傲地宣布：“今年的收入挺高的，虽然《好久不见，武汉》一分钱没赚，但出名后好多公司找我们合作，有收入的，很多。所以我们可以撑下去，还可以拍很多更新的片子。”最近的招聘中，“流利外语、工作经验”成了必备条件。

　　虽然一直在“哭穷”，但获得感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。“我特别喜欢拍中国人，他们在镜头面前最真实，最有意思。”竹内亮自认是个“非典型日本人”，“日本人做什么都讲究不麻烦别人，这挺好的，但也很难成为朋友。我最喜欢麻烦别人，蹭吃蹭喝。”在中国的拍摄中，他好奇地问一句“好喝吗”，邻桌的陌生人就会拿起啤酒给他倒上一杯，不知不觉，两桌人就吃成了一桌。“我喜欢这种随意，大家都是朋友。”

　　■ “非典型纪录片”里的真实人生

　　《好久不见，武汉》让竹内亮实现了“现象级爆发”，《我住在这里的理由》则是爆发前的蓄力，他形成了独特的风格，积累了忠实的粉丝。武汉站见面会上，不乏从北京、上海、新疆专程而来的观众，他们从5年前就开始“追”这个“非典型的纪录片导演”。

　　竹内亮来中国时，恰逢中国纪录片市场爆发与巨变的时刻。2012年，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横空出世，点燃了国产纪录片市场。次年，中国纪录片年产量、年播放量双双上涨50%。2014至2015年，北京、上海、湖南等地电视台的纪实频道上星，央视纪录片频道不再是上星播出的“独苗”。热潮之中，一场变革也在悄然发生。2015年，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达到5.04亿，这一年被研究者称为“新媒体纪录片的井喷年”。《舌尖上的中国2》《跟着贝尔去冒险》《侣行2》等热门作品的网络播放量超过3亿次。更注重互动、更多“泛纪实”融合的网播纪录片，渐渐形成了与传统纪录片风格相异、受众不同的领域。

　　半被动半主动地，竹内亮在2015年的中国选择了拥抱网络，《我住在这里的理由》通过视频网站播出。为了适应网络观看习惯，每一集都控制在15至25分钟。时长成了创作最大的挑战之一，“现在说短视频，指的是几分钟、甚至几十秒钟。《好久不见，武汉》上线之前，我们很担心1小时的时长太长，大家没耐心看。但是在5年前，我担心的是20分钟太短，故事还没讲完，视频就结束了。在那之前，我拍的都是一两个小时一集的长片。”

　　为了让观众在短时间里走近人物，竹内亮琢磨出了独特的拍摄手法，“导演入镜”。拍摄在中国各地看熊猫的日本大叔时，惊讶于对方全身粉色的装扮，他“自来熟”地穿戴上大叔的外套、眼镜。跟着大叔去熊猫馆时，没想到要步行几个小时，他一脸生无可恋地“求蹭车”，在熊猫面前躺倒下来。在纪录片的拍摄中，这是极为少见的，甚至会让人疑惑——“这是纪录片吗？”在一些视频网站上，竹内亮的作品一度被分类在“旅游频道”。在人们的印象中，纪录片应该是“隐形的镜头”。有一类纪录片创作者会推崇“墙上的苍蝇”风格，拍摄时不与片中人交流，不影响事态发展，像只苍蝇一样默默趴在墙上观察。

　　竹内亮认为，“我可以坐在镜头背后，引导被拍摄的对象哭或者笑。但如果我走到镜头里，和观众一起探索别人的生活，大家会更有代入感，会感觉更真实。”从5年前开始，《我住在这里的理由》片头就一直标明“这是一次没有台本的纪录片”。《好久不见，武汉》的拍摄也有这个特点。几个月的筹备期里，竹内亮发微博募集拍摄对象，编导与报名者电话沟通。常常是编导与拍摄对象聊到痛哭流涕，传递给竹内亮的信息却只有简单的姓名、职业，仅此而已。拍什么、去哪里拍，全部不作预设。这也保障了竹内亮在初次走进片中人生活时，能够给出最真实、最直接的反应。“我的纪录片给中国人看，也给日本人、其他外国人看，在每个国家播放的都是同样的版本、同样的内容，所以我不会盲目地夸，也不会故意去黑，必须尽量客观、真实。”

　　没有台本的拍摄，也给摄制组带来了不小的挑战。摄影师只能扛着机器“什么都拍”，20分钟的视频，素材会多达30至40小时。至于构图、画面，只能“随缘”。“在漂亮的镜头和真实的镜头之间，我肯定会选真实的。”

　　■ 在“拍不腻”的中国找到活着的感觉

　　移居南京七年，这一家人也成了被观众注意的对象。竹内亮和赵萍被观众称为“亮叔”“萍姐”，大家调侃竹内亮“蹭吃蹭喝蹭一切”，“监督”他们的儿子“作业做完了吗”，听过岳父母“吐槽”女婿“不会来事儿”，也为一家三代终于搬进了大房子而高兴。5年来，每年一次的观众见面会，常有从海外专程赶来的“铁杆粉丝”。但竹内亮仍然觉得，自己的作品很小众。

　　直到《南京抗疫现场》和《好久不见，武汉》成为爆款，他“出圈”了。微博粉丝量从100多万暴增至400万，私信里常收到商务合作的邀约，目前10个项目正同步进行，工作日程排到了明年8月。《好久不见，武汉》的播放量超过4000万后，他就不再关注数据更新。因为更多的可能性，正向他敞开。

　　此前的拍摄中，竹内亮关注的对象都是“异乡人”，在交通发达、迁徙便捷的年代，他希望借此探究“一个人住在这里的特别理由”。5年前他认为，“有这么多中国导演在拍中国人，观众为什么要看一个日本导演拍中国人？”现在，他终于发现，“原来中国观众愿意看我拍中国人，也认可我拍的是真实的。”除了《我住在这里的理由》坚持每周一更，他的镜头也开始移向大凉山里的学校、南京高考送考现场，淘宝造物节里的宠物服装、液体便当等新潮事物。

　　在他的纪录片里，不懂中文的日本爷爷在武汉开咖喱店，一口京片子的日本小哥在中国学传统相声，全身粉色的日本大叔满中国“追熊猫”……片中人“在中国找到了活着的感觉”，感慨“只要足够努力，在中国一切都有可能”。观众也由此看到了不设限的人生，人间的参差百态。

　　年初，竹内亮回日本老家探亲。在全市的最高处俯瞰，他发现，“从我小时候到现在，30多年了，这栋8层楼还是最高的楼，我的学校还是原来的样子，这里没有任何变化，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。”日本的亲戚无法理解他现在的工作，他也无法理解对方如何忍受十几年一成不变的生活。在日本拍摄纪录片十余年，他“拍腻了”，这也成了他住在中国的原因之一。“中国每天都有新的东西，拍了7年根本拍不够。”（长江日报文化首席记者 万旭明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