邱焰

　　记者：你到地震灾区去了几次？一共拍了多少照片？

　　邱焰：一共去灾区五次，每次大约15天，拍了上万张照片。

　　记者：第一次去是什么时候，情形如何，当时感受如何？

　　邱焰：第一次去灾区是2008年5月21日。

　　从时间上来说，是有些晚了，但是对于镜头来说，一切都是正在发生的真实。从业30多年，第一次，几乎很少说话，常常手足无措，甚至数次泪流满面地悄然离开采访现场。那种从未见过的疮痍，令人窒息和悲伤。

　　记者：后来几次去的感受有不同吗？

　　邱焰：后来再去，渐渐感受到灾区人民的乐观，以及对党、国家和全国人民大力救援的感恩，灾区的震后重建也日新月异。拍摄中最触动我的，是灾区人民乐观、自强不息的精神。

　　记者：你是在什么时候，什么契机萌发拍十年十人的想法和计划？

　　邱焰：差不多是一周年重返震区采访的时候。一年过去，再访故地，突然多了牵挂：这些不幸的幸运者，是否已经康复？他们的生活怎么样了？他们是如何面对这些不幸的呢？在坍塌的建筑之上是否重新构筑起了向上的内心？

　　时间真是个奇怪的东西，它可以让人遗忘，也可以让人惦记。六周年的时候，我又去了。这次，进入镜头更多的，是那些时光写在脸上的痕迹，那些伤痛之后难以隐藏的忧伤，那些重生之后的期望。

　　人们说，时间能改变一切。它是怎样改变的？时间到底能不能抚平创伤？我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拍摄和记录来寻找答案，从而来帮助他们。

　　记者：这组拍摄中你最大的触动是什么？最难忘的拍摄故事是什么？

　　邱焰：让我难忘的就是我一直跟踪拍摄的一个男孩，他的眼神一直让我难忘，也让我很揪心。

　　他叫姜刘，2008年地震后，因脑外伤送到武汉同济医院救治的时候，失语失忆，没有亲人陪护，也不知道他姓什么，家在何处。考虑到他来自四川的什邡，医院护士给他取了个名字叫“什邡小子”。后来，医院通过互联网找到了他的父亲。

　　姜刘被定性为地震二级伤残。2013年7月职高毕业后，他独自去上海打工。但打工的路不顺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，只做了半个月就被辞退了。他想继续留在上海，又被劳务中介欺骗，丢了身份证和行李。最终在民政部门帮助下，回到了老家。从此，他很少说话，经常走失，被医院诊断为“双相情感障碍”，现在一直靠药物维持。

　　拍照片的时候，他瞪着眼睛对我说：“叔叔，我只想和平常人一样，能在大城市找份工作。”

　　记者：你一直跟踪震区的变化，其间遇到过同道者吗？对震区前后变化，以及受关注状况有什么感受？

　　邱焰：没有遇到过同道者。但是，在“5·12”纪念日的时候碰到过很多采访的记者。

　　从环境来看，灾区的变化很大，到处都是鸟语花香。这次去汶川的感受是，如果你不刻意去寻找那些地震遗址的话，你会觉得这里不曾发生过地震。现在，城镇在废墟上重新崛起，灾区人民的生活也过得很安定祥和。

　　记者：这组拍摄还会接着拍下去吗？希望拍到什么时候？

　　邱焰：会继续下去。希望再一个十年、二十年。

　　记者：你想通过这组照片表达什么，你觉得照片达到了你的初衷吗？

　　邱焰：照片所表达的信息是有局限的，作为摄影记者，我想让我的照片能够记录时间的流逝，尽可能地增加照片的信息量。让读者从我的照片中，不仅看到而且能“听到”时间的流逝。

　　用画中画方式拍摄肖像，颠覆报道摄影时间和空间向度上“瞬间”的唯一性——时间向度上的轮回和空间向度的进入。通过“叠套”翻拍来展示时空贯穿的累积，隐喻隐没在10年时光中的伤痛与改变。

　　我想用影像叩问：10年，伤痛抑或改变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累积。

　　循着这一时光通道，我们除了回望，还可以前瞻。

　　记者：你怎样看待摄影师和时代的关系？怎么看待摄影作品的客观性和主观性？

　　邱焰：我借用中国十大策展人之一陈小波的一句话来回答：优秀的记录摄影一定会在历史中有其位置。历史会站在那些用深情记录、贡献杰出影像的摄影人一边。在那里，影像将比我们活得更长久。

　　长江日报记者 鲁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