讲述人:市发改委粮食局退休干部杨德孝
历史事件:1993年1月1日,武汉市粮食价格和经营放开,粮票终止使用,实行了40年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退出历史舞台,粮食是市场最后放开的一个商品。
“现在90后估计都不知道粮票是什么了吧?也不会理解,为什么有钱还吃不到饭,还必须要有粮票。”7月2日,杨德孝一见到长江日报记者就发出这样的感慨。这位做了一辈子粮食计划管理工作的市发改委粮食局退休干部说,曾经影响几代人的“粮票”逐渐被遗忘,正是改革开放的成果。
杨德孝说,粮食从计划着吃到变化着吃,民众从只求吃饱到追求吃出健康、吃出特色、吃出品位,从饭碗就可看出改革开放这40年的巨大变化。
吃热干面都要用粮票的时代
“现在大家吃热干面,掏钱就买,甚至都不用掏钱,直接刷手机。”杨德孝说,“在1993年之前长达40年的时间,没有粮票,有钱也吃不到热干面。”
1976年,杨德孝结婚,作为机关干部的他,也遇到了当时很多人都面临的窘境:要请亲朋好友们吃饭,可粮票不够,买不到米,怎么请人吃饭?正当发愁时,他家在黄陂的亲戚雪中送炭,将自家种的100斤大米,挑到了杨家。杨德孝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幸福感:“看着亲朋好友们在婚礼上吃着大米饭,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”
为什么没有粮票,有钱也买不到米呢?杨德孝介绍说,说到底就是粮食短缺,国家靠计划的方式保证基本需求,票证是短缺经济的特征。1953开始,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,1955年发行粮食票证。至此,武汉人买粮食,光有钱没用,还必须有粮票,实行定量、定点、凭票购粮。
杨德孝清楚地记得,自己一个月定量是32斤,夫妻俩仅能刚刚维持家庭日常的吃粮需求。一年中粮食供应最丰富的时候就是春节前,会凭票发放糯米、挂面、花生、小麻油、食用油等。这也导致了“幸福的烦恼”——由于时间集中供应,导致排长队购物。
每年这个时候,对于杨德孝等粮食系统的干部来说,就是类比“春运”的“春供”,一年中最忙的时候,大家都要到一线保“春供”。杨德孝说,同事早上6点多就赶到粮食供应点,天蒙蒙亮,就看到已经有200多人排队了,可见当时春节前买粮多么辛苦。
粮食市场放开后人们却“不放心”
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,打开了流而不通的粮食计划经济的缺口。农业生产计划放开,市场农产品极大丰富,流通的农贸市场应运而生,为粮食价格经营放开奠定了基础。时间到了1993年1月1日,武汉市粮食价格和经营放开,粮票终止使用。
“粮食是市场最后放开的一个商品。”杨德孝说,早在之前的半年,他就和同事们按照上级要求,开始起草相关文件。“民以食为天,天下粮为本,有粮则稳,无粮则难。说实话,当时我们制定政策时,总觉得一下子放开粮食价格和经营有点不可能。”
40年后再回忆当初放开时的情景,杨德孝坦言,市场放开了,当时人的心里还没有放开。1993年粮食市场放开,居民购粮证和粮票停用,但在政府的文件中却留有“妥善保管”的尾巴。由此,人们对粮食放开“不放心”,反而加剧了这种紧张,办理粮证关系的人数出现了长期排队的现象。
“粮食局的办证窗口,每天排队申办粮证关系的队伍长达500米。”杨德孝说,“尽管我们认为粮食放开后,办理粮食关系根本没有必要,并且办事人员从1人增加到了4人两个窗口,中午不休息,但当时还是挡不住源源不断的排队人群。”长年累月的排队衍生了相应的“排队经济”,在粮食局门口出现了有偿排队、坐凳出租、简餐盒饭等“生意”。
3天之内武汉平息涨价风波
除了排队,作为全市粮食管理的主要部门,杨德孝和同事们还面临着更大的挑战:1993年1月1日放开粮食市场,从11月开始,武汉受外地粮价疯长波及,也出现了粮价飞涨,有的城区甚至出现了粮价翻倍涨的情况。
粮价涨,百姓慌。杨德孝和同事们夜以继日加班,不断将粮食市场最新情况汇报给市委市政府。市委市政府当机立断,紧急动员,全市国有粮店张贴安民告示,全部开门敞开供应限价大米,城区粮食只准进不准出,供应网点一律不准惜售、倒卖、脱销,批发库站24小时值守保供。
3天之内,武汉的粮价稳住了。杨德孝说,在这场全国性的粮食危机中,武汉市平抑粮价、限价抛售的决策及行动,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走在前面的,率先取得了市场的掌控权。当武汉行动了快一个月后,国务院视全国粮食形势作出了平抑粮价的决定。全国行动也有利推进了武汉市粮价的平抑和市场的稳定。
“粮食价格放开后,经历了如此大的风波,可见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,并不能一蹴而就,需要极大的勇气,以及应对的能力。”杨德孝说,武汉“敢为人先”的精神,在那场风波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饮食变迁见证改革开放成就
经历风雨方能见彩虹。武汉在全国较早平抑粮价,使得武汉粮食市场化后,较快回到了市场主体地位。我市建立了市级粮食储备制度,在充分发挥市场对自愿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同时,发挥看得见的这只手的作用,加强粮食安全调控。
2001年5月,经过对粮价趋势检测、集贸市场供需关系分析、市民心理了解,武汉市决定,废止粮政管理。“在我们粮食局门口持续了8年的排队长龙消失了,武汉才与粮食计划经济正式告别。”杨德孝说,当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。2001年底,杨德孝退休,告别干了一辈子的粮食计划工作。
退休多年,杨德孝仍然关注着市民的吃。“大家可能不知道,同样是粮食,现在我们吃的粮食,和计划经济时代吃的粮食,有着天壤之别。”杨德孝向记者揭秘。
杨德孝说,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计划经济,为保障全市700万户籍人口每年30多亿斤的基本口粮供应,市民只能吃籼米,这类米产量高、口感差,是糙米,另外为了保证供应,粮食供应的原则是“推陈出新”,所以市民吃的多数是陈米。“我们粮食部门还被人调侃是陈化粮加工厂,我们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”杨德孝说,现在只有很少人吃籼米了,市场上供应的都是更优质大米。
“粗粮和精粮实际上就是生活质量的差别,饮食的变迁见证着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,也见证着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”。杨德孝说,现在的我们都在享受着改革开放的红利。“40年前买啥都要凭票,还限量供应;40年后的今天,我们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,天南地北、国内国外的各种美食就送到了家。”(长江日报记者马振华 实习生黄晶晶 通讯员周钢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