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标题：超卖万斤粮，求购自行车，他成了全国新闻人物。进高等学府，当国家干部，他的人生随时代大潮奔涌向前——杨小运撞了大运

图为：5月18日，杨小运在应城杨河镇大堰村田里插秧。﹙视界网刘振宇摄﹚

图为：当年奖售给杨小运的永久牌自行车，如今保存在应城市档案局展览室，至今已有37年历史。据了解，杨小运超卖万斤粮的发票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。﹙视界网刘振宇摄﹚

　　40年前，改革大幕从农村徐徐拉开。

　　应城农民杨小运是参与者，也是见证者。中国农村改革有两个标志性事件，一个是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分田到户；另一个就是杨小运超卖万斤粮求购“永久”牌自行车。

　　5月17日中午，烈日当空。在应城市义和镇义和社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，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见到了正在监工的杨小运。

　　头戴草帽，挽着裤腿，满脸黑红，汗珠直滴。当了29年国家干部，杨小运不改农民本色。去年9月，杨小运从应城市农办副主任岗位上退休。休息了几个月，闲不住，他又应聘去一家公司做工程监理。

　　路边停的一辆越野车引起了记者注意。“这辆车我开四五年了。过去那个年代在农村骑自行车都很稀罕，现在买车在农村已不是新鲜事。”杨小运感叹，这种变化，40年前想都不敢想。

　　大着胆子分田，就是为了“吃饱肚子”

　　1976年，19岁的杨小运当上了应城杨河公社卫东大队六房生产队长。之前，他在大队企业干了4年，种树，放鸭子，打铁，喂猪，做酒。“当时大队让我回去，说是前任队长不干事，年年完成不了粮食定购任务，大家吃不饱饭。”

　　六房生产队有122个人、226亩地。人均差不多两亩地，咋会填不饱肚子？不信邪的杨小运带着大家苦干一年，任务仍然完不成，肚子照样吃不饱。“田里只长草不长谷。竹叶草长得密密麻麻，野荸荠苗像旗杆。”

　　第二年，再干，还是老样。啥问题？“大家出工不出力，用力不用心。人哄地皮，地哄肚皮。”

　　1979年，夏粮收了，失望透顶的杨小运动起了分田到户的念头。还没开始，公社党委书记夏华树就找上门说：“中央没这个政策，不能分。可以试着先分到组，闷着搞。”秋播时，杨小运把生产队分成3个小组，再将田分到组。“实际上就是将‘大锅饭’改成了‘二锅饭’。”

　　第二年夏收，六房生产队一下子就完成了全年粮食定购任务，群众有了饭吃。杨小运更加坚定了分田到户的想法。“看我们分田到组搞出了名堂，夏书记同意我们私下分，试一下。”

　　1980年10月，六房生产队分田到户，按劳动力，每个5亩；按人口，每人1亩。“我家6口人，3个劳动力，分了21亩地，加上房前屋后的地，一共27亩。”“当时就认一个死理，肚子都吃不饱，咋教育大家‘三热爱’。”杨小运说，“我个人的愿望很简单，吃饱肚子，盖三间房，娶个老婆。”

　　打了一个赌，一不小心成了名人

　　1981年8月，六房生产队用夏粮(小麦)和早稻完成了全年4万公斤粮食订购任务，田里还有110多亩中稻、140亩晚稻没收。

　　县里干部来生产队调查时，杨小运表示，还可以向国家多卖1万多斤粮食。“这还真不是吹牛，当时地里12亩中稻、11亩晚稻长势很好，收一万二三千斤谷不成问题。”

　　干部将信将疑，杨小运说：“咱们打个赌，如果我超卖1万斤粮食，就卖给我一辆‘永久’牌自行车。”当时，农村家庭“三大件”——手表、收音机、自行车，杨小运就差自行车。“当时我只是随便说说，并没有完全当真。”

　　媒体的关注，让这个“赌”成了热点。1981年9月5日，《孝感报》刊发了一条百余字消息“杨小运愿向国家超卖万斤粮──只求买到一辆‘永久’牌自行车”。这则消息很快引起了各级媒体关注，《人民日报》、新华社、《湖北日报》分别进行了报道。杨小运一下子成了全国新闻人物。

　　很快，上海自行车一厂作出回应，不仅愿意满足杨小运的要求，还承诺：凡是当地农民超卖万斤粮的，都将奖售一辆“永久”牌自行车。厂长王永昌还专程赶到应城，送来一辆龙头上扎着红绸花的“永久”牌自行车。

　　9月20日，杨小运卖了10380斤稻谷。27日，公社通知他去开会，奖售给了他一辆“永久”牌自行车。“花了169元。有人让我骑一圈，一骑就倒了，大伙儿都笑了。”

　　11月，杨小运参加了全国新长征青年突击手表彰大会，受到叶剑英、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。

　　“不搞责任制，我卖不了那么多粮食；不是那辆自行车，我成不了‘名人’。沾改革光，我杨小运撞了大运。”

　　听了万里委员长一席话，成了武汉大学“特招生”

　　1983年6月，杨小运在北京开人代会时，参加了一个农民代表座谈会。“万里委员长问我多大年纪，我回答说：26岁，初中毕业。他说，做好一个农民，还要多读书，多学知识。”“听了委员长的话，我当时也动过去读书的念头。为啥没马上去呢，一是家里刚盖房子，外面还欠了6000多元账，二是文化底子薄，担心跟不上。”

　　一晃4年过去了。1987年，杨小运找到华中农业大学当时的校长陈华奎，正式表达了自己求学愿望。“当时外债还得差不多了。另外，当了几年村党支部书记，感觉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。”

　　考虑到杨小运的实际情况，陈华奎建议他去武汉大学读成人教育大专班。“当全国人大代表期间，我认识了武汉大学经济学家李崇淮教授。找到他后，他答应，尽快将我的情况告诉刘道玉校长。”

　　没过多久，杨小运见到了刘道玉。“他对我说，你是对农村改革作出过贡献的人，学校已向国家教委打报告，申请破格录取你。”

　　9月，杨小运走进武汉大学，成了经管学院经管专业的一名特殊学生。“学校对我特别照顾，当时是4个人或6个人住一间寝室，唯独我一个人住一间寝室。两个研究生轮流给我补课。”

　　1989年7月，杨小运完成学业，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毕业证。“22门课只有微积分没有及格。老师说我：基础最差，进步最快。”

　　回应城后，杨小运参加招考，当上了杨河镇纪检干事，成为一名国家干部。

　　好政策一个接一个，“交了好运”还得努力干

　　从巡检管理区副主任、副书记、主任、总支书记，到杨河镇副镇长，再到市农办副主任，不再是农民的杨小运始终在农民圈里摸爬滚打。

　　有过迷茫的时候。“征收农业税时心情很复杂，收不起来就拿不到工资；但催着农民要，心里又不是个滋味。给你算个账吧，那个时候粮食不值钱，一亩田也就三四百元的收入，交‘三提五统’、农业税就得200多元，农民哪个愿意种田？”

　　烦恼去得也快。2005年，湖北省决定全部免征农业税及其附加。“做梦都没有想到，税费改革会这么快。想想也是，我们国家发展了，富强了，到了反哺农业、农村的时候了。”

　　农业补贴、新合作医疗、新农村建设、精准扶贫、乡村振兴……好政策一个接着一个！“现在农民真是交了好运。种田有补贴，看病有医保，老了还有养老金。”

　　“好日子天上掉不下来，政策再好，也得靠个人努力。乡村振兴关键是要把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，不能用国家的钱硬推，应该因地制宜，循序渐进，水到渠成。”杨小运有些激动。（湖北日报全媒记者 陈春保 通讯员 刘振宇 丁莹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