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为：七月六日，赵梓森院士在家中讲述自己的经历。（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张朋摄）

　　打开手机，QQ和微信的消息不停闪现。

　　打开电脑，五花八门的页面瞬间弹出……

　　这一切，都离不开网络。

　　这一切，不得不提到一个老人。

　　40多年前，他用一根玻璃丝，将图像信号传送到黑白电视机上。

　　40多年后，中国的光纤通信，已经占领世界一半的市场。

　　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梓森，这位“中国光纤之父”，已经86岁高龄。

　　一辈子和光纤打交道，他就像“一束光”，让城市更有活力。

　　童年印象

　　“科技不如人，就会被动挨打”

　　个子不高，白发苍苍，走路有些颤颤巍巍。

　　7月6日上午，湖北省邮科院宿舍区，湖北日报全媒记者眼前的赵院士，和社区里的老爷爷，并无二致。

　　拿起U盘，插进电视，图文并茂的PPT课件，在屏幕上显示出来。“这是你前几天传来的采访提纲。”赵梓森坐在木质茶几上，指着课件的第一页说。

　　课件第四页里，“亡国奴的滋味”这几个字，他特意放大了字号。“当亡国奴的滋味不好受啊！”指着页面里的两张图片，赵梓森提高了音调。

　　赵梓森1932年出生于上海卢湾区一个小型制衣作坊家庭。

　　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，赵梓森一家人辗转搬到英租界，母亲平时做点缝缝补补的活补贴家用。

　　一天，在街上看到两个日本兵拿了商贩几个鸡蛋不给钱，赵梓森的一位亲戚使了个招，让那两个日本兵弯腰捡东西，导致鸡蛋碎在他们口袋里。

　　回到营地后回过味来，两个日本兵恼羞成怒。回来几脚就把赵梓森的母亲和亲戚踹倒在地，强迫他们跪在马路上。

　　赵梓森的母亲羞愤不已，回家进厨房拿起一把菜刀，准备出去跟日本兵拼命。结果被亲戚拦下，亲戚说：“你还有小孩，不能冲动！”幸好当时日军未看到这一幕，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。“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中国为啥打不赢日本，后来我知道是因为科学技术不如人家发达，就立志科技报国。”说到这里，赵梓森摘下眼镜，擦了擦眼角。

　　求学坎坷

　　“面对无兴趣的工作，一定不会有成就”

　　从浙江大学到复旦大学，从复旦大学到上海交通大学。

　　赵梓森的求学经历，可以拍一部青春励志剧。

　　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。高中毕业的赵梓森面临人生的第一次抉择——高考。“公立大学比私立大学便宜，当时我的三个姐姐都考进了私立大学，为了省钱，我报考了公立浙江大学农学院。”

　　让赵梓森没想到的是，进入农学院，他接触的全是微积分、细胞学、生物学等课程。“我的性子急，记忆力有点差，看到那个细胞学、生物学、动物分类学，我觉得我将来一定学不好，所以我决定重考大学。”虽然重考大学还得花钱，但为了儿子的学业，赵梓森的母亲还是同意了。

　　第二年，赵梓森考上了复旦大学。“我报的是物理系，结果因为成绩没达到，被录到中文系，我就没去。”从小喜欢摆弄电器的他，不想读中文系。

　　没去复旦大学，赵梓森来到上海大同大学，之后这所学校被合并到上海交通大学，赵梓森终于在上海交大学上了自己感兴趣的电子学、电机学、通信学，成绩也越来越好。“面对无兴趣的工作，一定不会有成就。”说起这番话，赵梓森显得很认真。

　　科研艰辛

　　“电视屏幕上出现图像，部长惊呆了”

　　武汉邮电学校，一所中专，是武汉邮科院的前身。

　　1954年，赵梓森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这里，当一名普通教师。

　　从教中专生到教研究生，学校也变成学院、研究所。

　　1973年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赵梓森听说美国在搞光纤通信。

　　玻璃丝还能用于通信？在那个年代，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。“你们不相信，我就做个成品出来。”

　　邮科院的院子里，赵梓森在厕所旁搭起个实验室。

　　没有现成设备，就用旧机床加工；没有精密调准器，就用螺丝钉加橡皮泥拼接。

　　一次实验，赵梓森不小心把四氯化硅液体喷进右眼，他右眼立刻又红又肿，伴随着剧痛。

　　由于氯气释放浓度太大，赵梓森晕倒在地。再次睁开眼睛时，他已经在送往医院的车上。“当时到了医院，医生都愣住了。他们没见过这样的情况，不会治。”赵梓森说，“后来我跟医生说，用蒸馏水冲洗眼睛，然后打吊针消炎就行。”

　　捣鼓出玻璃丝后，1977年5月，在“邮电部工业学大庆展览会”上，他演示了用自行研制的光纤传输黑白电视信号。通过玻璃丝，图像信号被传送到电视机上，时任邮电部部长钟夫翔“看呆了”。之后通过反复演示，光纤通信被破格列为国家级重点攻关项目。“当时问我‘要多少人’，我说‘多少人都不够，我的目标是生产一千公里、一万公里’。”赵梓森一边说着，一边用双手比划，一脸自信。

　　光谷记忆

　　“光谷之争，武汉笑到了最后”

　　对光纤通信研制来说，争取到政策和单位的支持，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。

　　光纤、激光器、通信机，光纤通信的三个基本要素，赵梓森带领团队一个个进行攻关。

　　1977年3月，团队成功拉制出了我国第一根实用型、短波长和阶跃型石英光纤；1980年4月，团队拉制出的长波长光纤，最终达到实际应用的要求。

　　1982年12月31日，中国光纤通信的第一个实用化系统——“八二工程”按期全线开通，并正式进入武汉市市话网，标志着我国进入光纤数字化通信时代。

　　此后的10年时间里，赵梓森和他的团队将大容量高传速的光纤通信线路，连通到祖国的大江南北。

　　让光纤走向全国，单靠武汉邮科院和全国为数不多的几家单位显然是不够的。赵梓森介绍，经过认真调研和艰苦谈判，于1985年与荷兰飞利浦公司达成协议，合作建立中外合作公司——长飞公司。如今，长飞公司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型上市公司。

　　随着光纤通信产业在武汉飞速发展，一个更大的构想在这座城市酝酿，建中国光谷。“光谷的概念不是我先提出来的，而是华科大的黄德修教授。1998年，他就提出中国应该有个光谷。”赵梓森说，之后国家决定建光谷，但建在哪里还没定论，“武汉说在武汉，广州说在广州，上海说在上海，吉林说在长春。结果，武汉笑到了最后。”

　　经过赵梓森等院士专家和湖北省委省政府的不懈努力，2001年，中国光电子产业基地落户武汉，“武汉·中国光谷”正式诞生。

　　40多年前，从一根光纤出发。如今，“一束光”已成为“一座城”，这座“城”里，光电子、激光、中小显示面板、存储器芯片等产业，开始在全球产业体系中并跑甚至领跑。

　　未来可期

　　“看到中国使用自己的光纤通信，最欣慰”

　　早起午睡、出门遛弯、在家里查阅资料，如今，这是赵梓森院士一天的生活内容。

　　尽管已经退休十几年，赵梓森依旧关注着光纤发展动态。

　　“你看，这是我们之前研究的通信机。现在，一 根 光 纤 ， 我 们 可 以 传 送 100TB（1TB=1024G）的信息量，相当于可以把现有的宽带容量，提升100倍。”赵梓森指着PPT课件里的一张图片说。

　　从40多年前的8兆（1G=1024兆）容量，到如今的100TB，赵梓森也深切感受到科技的日新月异。

　　“中国现在的光纤，已占世界光纤市场的半壁江山。接下来，我们要使用新材料，做更高水平的光纤，继续在世界领跑。”赵梓森说，“我现在感到最欣慰的，就是看到中国用上自己的光纤通信。”

　　“日本侵华，我感受到当亡国奴的屈辱；国民党当政时期，腐败导致物价飞涨，民不聊生；新中国成立后，我才看到了发展的希望。特别是改革开放后，中国的光纤产业迎来大发展。可以说，没有改革开放，我的构想都无法实现。老百姓生活好了，科技发展好了，国家才会更好。”镜片背后，赵梓森双眼放光。（湖北日报全媒记者 王际凯 实习生 张健）